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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主席指出：“關稅戰、貿易戰、科技戰違背歷史潮流和經濟規律，不會有贏家。”近日，美國加征所謂“對等關稅”，挑起貿易戰，嚴重損害國際經貿秩序，給全球經濟帶來巨大負面影響。美國此種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行徑，不僅沖擊國際經濟格局，更暴露了美國貿易政策和實踐在國際法及美國國內法框架下的合法性和正當性缺陷。面對美方的經濟霸凌行徑，中國已經并將繼續采取必要措施，并通過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發起訴訟，展現了維護多邊貿易體系的堅定立場和負責任大國形象。

美國濫施關稅的法理缺陷：對國際法的系統性背離

美國加征所謂“對等關稅”暴露了其將國際法視為“合則用、不合則棄”的工具心態，美國以霸權邏輯挑戰多邊規則，成為國際法治的破壞者，終將自損其國際信用。

違背“條約必須遵守”原則，動搖國際法治根基。國際法的核心原則之一是“條約必須遵守”。《聯合國憲章》宣示了“條約必須遵守”原則在國際法體系中的基礎地位，要求各國“尊重由條約與國際法其他淵源而起之義務，久而弗懈”。美國加征所謂“對等關稅”是對該原則的徹底背棄。國際社會并不存在超主權實體來執行和貫徹國際法律規范，在此種情況下，若任由各國背棄其承諾，那么國際法的規范性、有效性將失去基礎，國際社會將處于混亂無序狀態。

美國作為世界貿易組織創始成員，本應恪守世界貿易組織協定下的各類義務，并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依靠多邊談判和爭端解決機制化解貿易糾紛。然而，美國多年來的實際做法卻是屢次拒絕執行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所作出的裁決，造成上訴機構陷入癱瘓等惡劣后果。

美國所謂“對等關稅”更是公然違反關稅約束和最惠國待遇原則。這種對條約義務明顯而直接的背離，無疑是對“條約必須遵守”原則的無視，動搖了國際法治的根基。諷刺的是，美國一貫高調宣稱其主張建立所謂“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卻公然背離“條約必須遵守”這一國際法的核心原則之一。這足以說明，美國所謂的“規則”是極具選擇性和工具性的，其虛偽性暴露無遺。

背離《1994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核心義務，扭曲多邊主義理念。世界貿易組織成員所承擔的核心義務包括關稅約束和最惠國待遇等，是以促進自由貿易為宗旨的世界貿易組織所支撐的多邊貿易體制的根基，美國所謂“對等關稅”與上述義務和理念不容。

一是所謂“對等關稅”違背了最惠國待遇原則。《1994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將最惠國待遇置于該體系最為關鍵的地位，要求成員方政府不得歧視任何其他成員方，給予其國民或商品較任何國家或地區而言更不利的待遇。所謂“對等關稅”對進口商品實施歧視性關稅，在基于貿易逆差比出口的荒唐關稅公式下，讓不同國家或地區受制于美國的差別待遇，這構成了對最惠國待遇的明顯背離。

二是違反關稅約束義務。該義務要求成員方在征收關稅時，不得單方面提高稅率，使之超過其談判時所承諾的水平。而在所謂“對等關稅”下，各國所面臨的關稅水平都遠高于美國關稅減讓表中承諾的約束關稅平均稅率3.5%。

三是扭曲了互惠原則。《馬拉喀什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表明，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和承諾均由成員方基于互惠原則談判而形成。事實上，“互惠”才是所謂“對等”的慣常翻譯，符合世界貿易規則的“對等”，是指貿易各方相互給予優惠和便利，而非關稅稅率或進出口額的等同。美國借助“對等”一詞，所實現的卻是不切實際的“貿易零逆差”，這混淆了世界貿易組織的互惠原則。此種偷梁換柱的行為，動搖了多邊主義的基石。

四是破壞了多邊貿易體制。《馬拉喀什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建立了一個基于規則的多邊貿易體制，這意味著世界貿易組織各成員方應當通過制定規則或制度的方式處理彼此之間的關系，以實現協調和合作。美國在考慮自己利益訴求時，直接無視多邊合作機制，專橫地依賴單邊主義意圖實現其訴求，這與基于規則的多邊主義理念嚴重沖突。

濫用“國家安全例外”，徒增貿易不確定性。《1994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允許成員在“國家安全”受到威脅時采取例外措施，暫時豁免其在世界貿易組織協定下承擔的義務。但美國泛化了“國家安全”概念，將“國家安全例外”濫用于規避條約約束的目的。

近年來，美國以保護國家安全為由，超出關稅減讓表對全球多國征收鋼鋁關稅、違背原產地規則等。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實踐表明，成員在采取基于“國家安全例外”的貿易措施時，其合法性可以被多邊機構所審查，且受到善意原則等約束，而不能無限度地擴展國家安全的范圍。美國的行為顯然與上述要求不符，其泛安全化操作實質是為單邊主義披上法律偽裝，其后果是破壞貿易環境，增加不確定性。

國內制度制衡失范，行政權力無序擴張。即使僅考慮美國國內法律框架，所謂“對等關稅”同樣存在合法性危機。美國憲法明確將關稅制定權賦予國會，但美國政府以《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為依據，繞過國會授權直接征收關稅。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時，美國政府所征收的“301關稅”尚且有國內法程序這層外衣。

而2025年所謂“對等關稅”未經《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所要求的任何法定程序，撇開國會，以行政命令形式強制實施，嚴重違反了美國憲法規定的權力分立、權力制衡原則以及程序正義要求，削弱了美國所一向標榜的法治。正因如此，美國國內已出現多例針對所謂“對等關稅”行政令合法性的訴訟。

這種對“國際緊急經濟權力”的濫用，不僅是對美國國內法治的損害，還會讓國際社會各相關方愈發難以預見美國政府的舉動，使得貿易環境置于極大的不確定當中，勢必阻礙國際貿易發展，也對全球經濟構成破壞。

中國反制的法理正當性：規則捍衛與制度創新

4月17日，習近平主席同柬埔寨首相洪瑪奈舉行會談時指出：“要堅守和平、團結、合作的共同價值追求，反對一切單邊霸凌行徑，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在所謂“對等關稅”上的博弈不僅是經濟實力的較量，更是公理和公義的彰顯。歷史反復證明，唯有尊重規則、深化合作，才能實現真正的“對等”。中國始終以法治精神捍衛公平貿易，促進各方合作共贏、互惠互利，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世界經濟和全球治理注入更多確定性和穩定性。

以多邊法律行動捍衛世界貿易組織權威性。面對美國所謂“對等關稅”，中國遵循《關于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的諒解》的程序要求，第一時間將美方措施訴至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這一做法不僅是對世界貿易組織權威的維護，更彰顯了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法治精神。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一方面使爭端解決機制上訴機構停擺，并阻礙多邊談判商議爭端解決機制改革事宜；同時又在過往的失利案件中，明知上訴機構停擺，卻想利用提起上訴的方式來逃避執行。這些行為進一步暴露其“規則合則用、不合則棄”的霸權主義邏輯。

精準反制遵從國際習慣法要求。根據《國家對國際不法行為的責任條款草案》等指出的，一國在遭受他國不法行為侵害時，有權采取反措施以促使責任國停止違法行為。面對美國加征所謂“對等關稅”，中國對美加征關稅的措施具有以下合法性特征：一是對等性，即反制力度與美方措施幅度相對應，覆蓋范圍也限于原產于美國的商品，避免無差別擴大化以損害第三方利益，符合“比例原則”。二是程序正當性，即明確援引《中華人民共和國關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的授權和要求，確保程序公正透明。三是保障了市場的預期，為符合條件的貨物提供豁免期，減少對正常貿易的沖擊。

在真正的多邊主義精神下謀求更廣泛的國際合作。在美國針對全球各經濟體肆意征收所謂“對等關稅”的同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4月9日發布《關于中美經貿關系若干問題的中方立場》白皮書，明確指出美方加征所謂“對等關稅”損人害己，同時強調中美可以通過平等對話、互利合作解決經貿分歧。4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同越共中央總書記蘇林舉行會談時指出：“小船孤篷經不起驚濤駭浪，同舟共濟方能行穩致遠。”這一主張以撥云破霧的歷史眼光，深刻把握當今世界國與國相處的正確之道。

中國在法理上對多邊主義理念的堅守表明，一方面，在國際局勢動蕩的環境下，堅持拓寬各種形式的多邊合作，是對多邊主義的捍衛；另一方面，多邊主義并非純粹的結果性安排，而是持續不斷的追求，在面對國際局勢的動蕩時尤為如此。

（作者單位：中國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