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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明確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相適應，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

　　《決定》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基礎上，把“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上升為基本經濟制度，豐富發展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科學內涵，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為什么加入分配方式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所有制形式決定分配方式。馬克思指出：“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例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是：生產的物質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而人民大眾所有的只是生產的人身條件，即勞動力。既然生產的要素是這樣分配的，那么自然就產生現在這樣的消費資料的分配。”（即資本主義的分配方式——引者注）

　　黨的十五大報告提出，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同時要求，完善分配結構和分配方式，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強調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的分配制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

　　直到此次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把“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作為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內涵之一。那么問題來了，既然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形式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其中必然包含著相應的分配形式，即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為何此次《決定》專門把分配方式作為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之一呢？

　　《決定》把分配方式納入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其中有兩個方面值得關注。一是《決定》強調，“堅持多勞多得，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勞動報酬，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二是強調，“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

　　對馬克思來說，其按勞分配思想的歷史前提條件是既消滅了私有制又消滅了商品市場。馬克思指出：第一，“除了自己的勞動，誰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東西，另一方面，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轉為個人的財產”。第二，“在一個集體的，以生產資料公有為基礎的社會中，生產者不交換自己的產品；用在產品上的勞動，在這里也不表現為這些產品的價值，不表現為這些產品所具有的某種物的屬性，因為這時，同資本主義社會相反，個人的勞動不再經過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為總勞動的組成部分存在著”。

　　《決定》強調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可以說是對按勞分配思想的一個實質性的注解。我國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僅低于發達國家，甚至也低于一些發展中國家。在目前國際經濟形勢日益錯綜復雜，出口受限的大背景下，提高消費比重已成為當務之急，而增加勞動者報酬則是一個最為根本的立竿見影的渠道。與此同時，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也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縮小城鄉區域居民收入差距的一個有力的手段。

　　勞動、資本、土地，作為傳統的生產三要素，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特別是隨著生產方式的演進，已經不能涵蓋生產要素的內涵。知識、技術、管理諸要素可以籠統地算作勞動的范疇，但“數據”作為生產要素的一分子，是隨著信息化在工業革命中地位的上升而逐漸凸顯其重要作用的。特別是隨著物聯網、互聯網革命性的發展，“數據”作為信息的攜帶者，其生產力作用愈加顯著，也必然會在生產分配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概而言之，把分配方式作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內涵之一，更好地適應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具有其歷史的合理性；更好地適應了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的變化，提高最廣大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具有其現實的針對性。

　　為什么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體制改革對其他方面的改革具有重要影響和傳導作用，重大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度決定著其他方面很多體制改革的進度，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不僅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經濟體制改革，但必然會影響到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個領域。要使各方面體制改革朝著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方向協同推進，同時也使各方面自身相關環節更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提出的新要求。”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很好地回答了“為什么要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實現“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這一所有制形式和分配形式的重大制度保障。

　　《決定》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內涵，也是對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黨的十九大報告所提出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回應。經濟體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仍然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

　　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這一重大理論突破，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黨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七大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新時代經濟社會諸方面的不斷發展，特別是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要求我們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實際上就是要處理好在資源配置中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還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這個問題。經濟發展就是要提高資源尤其是稀缺資源的配置效率，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投入生產盡可能多的產品、獲得盡可能大的效益。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

　　鑒于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一個重大理論觀點，黨的十九大報告把“和”字去掉，改為逗號：“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一字之改，內涵深刻。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發揮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證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場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這也正是為什么四中全會《決定》在13個“堅持和完善”中專列一條：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制，構建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為使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能夠更好地發揮決定性作用創造良好的內外部環境，降低市場交易成本、制度成本。

　　《決定》從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以及制度保障等三個方面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作了完整科學的闡釋，客觀上順應了新時代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主觀上也與廣大人民群眾的創造性、創新性相契合。早在1962年，鄧小平就指出：“生產關系究竟以什么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愿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在生產關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看用哪種形式能夠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就采用哪種形式。”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決定》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大理論創新，必將為我們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大的制度力量，更加充分展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巨大優越性和強大生命力，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向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