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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質量發展”的重大論斷，由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表述是“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強調，經濟社會發展“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指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從“發展階段”到“發展主題”，再到“首要任務”，三個重要表述層層遞進，說明對高質量發展內涵和重要性的認識，已經由最初主要針對經濟領域、側重于經濟高質量發展拓展至經濟社會等各領域，進而提升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高度，凸顯了高質量發展的全局性、關鍵性意義。從理論和實踐結合角度看，推動高質量發展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全面理解和把握高質量發展中質和量，統籌好質量和速度的關系。

推動高質量發展，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不能把質量和速度對立起來

辯證認識、科學統籌經濟發展質和量的關系，是我們黨領導經濟工作的重要經驗。從理論上說，質量和速度統一于發展的全過程。質量是速度的根本，沒有質量的速度沒有意義，甚至有負效應；速度是質量的載體，沒有一定的速度，質量就無從談起，同樣沒有意義。推動實現高質量發展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立足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戰略全局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的戰略部署，必須堅定不移地貫徹實施、持之以恒地扎實推進。但也要看到，實現高質量發展是一個長期過程，在推進過程中一些認識和實踐中的傾向值得注意。比如，有文章在闡述經濟高質量發展時，片面強調質量的重要性。突出強調質量的重要性，這在糾偏一個時期單純追求高速度增長的意義上，是可以理解的，但若單純突出強調質量的重要性，往往無意中會把質量和速度對立起來。似乎是，若要“好”，只能慢；如果“快”，肯定“不好”。又如，在實踐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把經濟發展質量和速度對立起來的情況。有的地方為了規避環保責任，常常采取“一刀切”的簡單做法，把有一定程度污染的產業甚至是支柱產業不加區別地關閉整頓，導致當地經濟失速、失業加劇、財政困難，經濟一蹶不振。

實踐證明，無論速度快慢，都有質量高低問題，并非慢就一定質量高，快就一定質量低。任何質量都和一定速度相聯系，質量和速度是經濟發展的一體兩面，對立統一。在新發展階段，經濟持續運行的合理邏輯是把質量和速度協調起來，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是在把質量放在優先位置的前提下，找到二者的“均衡點”，追求更高質量、更有效益的發展。

從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角度說，高質量發展是一個長過程，質量和速度之間是一種動態平衡。實現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的高質量發展，就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所要求的，“我們要重視量的發展，但更要重視解決質的問題，在質的大幅提升中實現量的有效增長”，“發展要有一定速度，但這個速度必須有質量、有效益”。黨的二十大報告也強調，“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并非是對改革開放后“加快發展”戰略選擇的否定

看待我國經濟發展階段轉換，應該有歷史觀。“加快發展”，是上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經過深思熟慮從當時國情實際出發作出的戰略選擇。從深層次上說，是依據當時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作出的戰略性、歷史性選擇。

在鄧小平的思考中，發展快慢不僅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重大政治問題。1978年9月，鄧小平訪問朝鮮后途經東北地區時對地方負責人說：“我們太窮了，太落后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1987年10月，他在會見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總書記卡達爾時說：“就我們國家來講，首先是要擺脫貧窮。要擺脫貧窮，就要找出一條比較快的發展道路。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1992年初，他在南方談話中再次強調：“現在，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比我們快，如果我們不發展或發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較就有問題了。”“中國能不能頂住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壓力，堅持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關鍵就看能不能爭得較快的增長速度，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所以，鄧小平一直強調我國要加快發展，“能發展就不要阻擋，有條件的地方要盡可能搞快點”。當然，在強調加快發展的同時，鄧小平也強調發展質量和效益。1985年9月23日，他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質量，講求經濟效益和總的社會效益，這樣的速度才過得硬。”

回望歷史，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快速發展，使我國面貌發生了歷史性變化。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由3679億元增長到121萬億元，占世界生產總值的比重由改革開放之初的1.8%上升到18.5%，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接近高收入國家門檻，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連續多年超過30%。我國建立起全球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體系，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制造業第一大國、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外匯儲備第一大國。沒有經濟高速增長形成的物質積累，我國就不可能擺脫貧窮、解決溫飽問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沒有堅實基礎，社會主要矛盾不可能轉化，我國經濟也就不能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

然而隨著經濟總量不斷增大，我國發展的環境、條件、任務、要求等都發生了新的變化。從時間上看，新時代以來，我國面臨著經濟發展速度換擋節點、經濟發展結構調整節點、經濟發展動力轉換節點，低成本資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驅動力明顯減弱，經濟發展已到了需要更多依靠創新驅動的階段。從空間上看，我國出口優勢和參與國際產業分工模式面臨新挑戰，世界經濟進入深度調整期，全球貿易發展進入低迷期，相應地我國出口需求增速放緩。同時，經濟發展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過程，不是線性的，量積累到一定階段，必須轉向質的提升，我國經濟發展也遵循著這一規律。增長速度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率型，經濟結構調整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舉，發展動力從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這些變化，是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的必經過程。

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內含著對“高速增長”背景下某些片面性的糾正，但并不是對速度的放棄，而是發展階段的遞進，是從“有沒有”向“好不好”的躍升。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歷史任務。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經濟發展水平落后的情況下，一段時間的主要任務是要跑得快，但跑過一定路程后，就要注意調整關系，注重發展的整體效能”。高質量發展不是不要速度的發展，而是在充分發揮增長潛力、保持合理增長速度的基礎上協同實現質的提升和量的擴大。保持中高速增長既是提高發展質量的內在要求，也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條件。

推動高質量發展，保持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依然重要

從實現我國既定發展戰略目標看，黨的二十大對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作出分兩步走的總的戰略安排：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在經濟發展目標方面，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到2035年我國要實現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大幅躍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邁上新的大臺階，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實現這些目標，需要我國經濟在持續實現質的有效提升的同時，持續實現量的合理增長。只有保持合理適度的經濟增速，才能使14億多人口大國的人均發展水平和生活水平逐步趕上發達國家。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關于制定“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的到2035年的遠景目標就包括“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的說明》中指出，“到2035年實現經濟總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按照有關部門測算，從“十四五”開始到2035年15年期間，我國年均經濟增長速度應該為4.73%。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響，我國近3年經濟平均增速為4.5%，2022年為3%。從規律性上說，未來我國經濟增速將隨基數增大而呈前高后低走勢。因此，為保證既定目標如期實現，在經濟增速的把控上必須統籌考慮。

從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要求看，高質量發展是遵循經濟發展規律、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黨的十九大對“三個沒有變”之一的“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作出了“已經轉化”的新判斷，“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在一個“已經轉化”、兩個“沒有變”的情況下，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必須堅持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我國經濟必須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同時要有量的合理增長。著眼于解決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最大的不平衡是城鄉發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農村發展不充分”，同時考慮到東西部差距依然較大的現實，必須把推動協調作為發展的內生特點，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推動農村和西部地區以更快的速度發展。當然，我們這里說推動高質量發展要全面理解和把握、統籌好質量和速度的關系，決不是要重回片面強調經濟增長速度的老路，而是要全面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完整、全面、準確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推動我國經濟發展行穩致遠。

（作者系原中央黨校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