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高質量發展是201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首次提出的新表述，表明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劉志彪［1］認為，高質量發展的內在基本特征，是與高速度發展的基本特征比較得出來的。當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之后，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基本特征和目標。而高質量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著力點之一，就是建設現代產業體系。

現代產業體系最早是由黨的十七大提出的，是一個中國語境下的概念。張明哲［2］認為，現代產業體系本質上是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系統，具有創新性、開放性、融合性、集聚性、可持續性、市場適應性等特征。芮明杰［3］認為，影響現代產業體系構建與發展的兩個關鍵要素，一是重大技術進步以及相應的工業革命，二是人們美好生活需要的現在與未來變化（消費需求升級）。而新技術發展與新消費需求變化背后的本質特征綜合影響現代產業體系的發展方向，因此無論是從消費與技術的變革趨勢要求來看，還是從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來看，中國都需要加快建設現代產業體系。賀俊［4］認為，與傳統產業體系研究相比，現代產業體系從三個方面對其進行了拓展：一是在經濟結構分析中引入了知識的復雜性和經濟活動的異質性等新的維度；二是在產業分工的基礎上考慮技術或知識分工等更加復雜的分工形式；三是關注被傳統產業結構分析分解了的產業和產業要素之間的互動與融合特征。

二、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現實背景

國內出現新情況、國際發生新變化，要求中國經濟必須高質量發展。正如十九大報告第五部分開篇第一句話：我國經濟發展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是對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發生變化作出的重大判斷。

（一）國內出現新矛盾新情況要求經濟高質量發展

1.做強做優經濟必須實施高質量發展

中央明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間表和路線圖。這里的“強”是全方位的，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以及國防軍事、國家外交，其中經濟強是基礎，沒有了經濟強，其他方面都是空中樓閣。客觀地講，當前的中國經濟縱向與自己過去比，應該是發展很快、強大了很多，但是橫向的與發達國家比，還有不小的差距。

縱向比：經濟發展很快，實力不斷增強。

一是經濟總量世界排名。1990年中國經濟總量居世界第10位，十年之后的2000年超過意大利位居世界第六，2010年超過日本躍升為全球第二。二是經濟總量世界占比。1978年中國GDP總量占世界比重為1.8%，2018年占比提升到16.1%。因此，無論從世界經濟總量還是從占世界的比重看，中國經濟發展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橫向比：與發達國家（以美國為例）差距明顯。

一是人均GDP差距大。2018年中國人均GDP達到9 769美元，美國人均GDP為62 590美元，中國僅相當于美國的16%。人均GDP發達國家門檻是4萬美元。那么人均GDP從8千到4萬美元，美國用時約29年，德國、日本分別用時30年和32年，而我們現在距離21世紀中葉還有三十年的時間，因此我們邁向高收入、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任重而道遠。二是經濟產出效率差距大。長期以來，中國企業大多處于加工、組裝、代工的產業鏈低端，缺少高附加值的研發設計，擁有的核心技術和自主知識產權很少，因此中國經濟產出效率遠低于美國。2018年中國勞動生產率為1.4萬美元，美國11.3萬美元，中國約為美國的12%。

通過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縱向分析和橫向比較，結論是：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很快，但質量不高、效率偏低。因此，“做大”我們已經做到了，但做大不是硬道理，做強才是最重要的。做強做優經濟必須實施高質量發展。

2.經濟轉型升級迫切需要推動高質量發展

隨著經濟高速增長，我國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升，使得需求發生變化：一是實物消費需求方面不再是有沒有、多不多，而是開始追求好不好；二是隨著恩格爾系數的持續下降，老百姓可以把更多的錢從實物消費領域拿出來，投資到與幸福指數相關的健康、養老、文化和旅游服務。因此，需求呈現出高端、多元化的變化。如果企業（供給側）生產的產品和服務，與變化了的需求相吻合，那么供和求就匹配。但現在的問題是國內很多企業的供給跟不上需求的變化，形象地說，就是你給的我不要或者我不全需要，而我需要的你又給不了，這就是結構性問題。比如，一些產業和行業產能嚴重過剩的同時，大量的高端產品、核心技術、關鍵零部件嚴重依賴進口。

我們認為，我國當前經濟領域面臨的主要矛盾突出表現為結構性問題，即供求不匹配。這種結構性矛盾是由粗放型快速大規模增長引起的，而粗放型增長又是由傳統增長動力（主要依靠資源和廉價勞動力等投入）推動的。于是它們之間形成的邏輯關系：傳統的增長動力→高速度和大規模增長→結構性矛盾。因此，為了解決新矛盾，必須換動力、轉方式、優結構，實施高質量發展（如圖1）［5］。

圖1  經濟發展方式內生轉變

由此可見，隨著經濟高速增長到一定程度，會引發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的變化，進而使社會主要矛盾轉變。以此為邏輯起點，要求通過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推動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

（二）國際面臨新挑戰新機遇要求經濟高質量發展

1.全球貿易格局發生變化帶來中國產業發展新挑戰

一是高端制造向發達國家回流。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西方發達國家出現了嚴重的經濟泡沫化、產業空洞化，于是重新聚焦實體經濟，紛紛實施“再工業化”戰略，試圖通過高端制造業回流，解決產業空心化問題。

以美國為例，奧巴馬任內幾乎一年出臺一個重振制造業的計劃，而特朗普上臺后，索性直接宣稱“美國優先”，“買美國貨、雇美國人”。他上臺后第二年就實施了美國三十年來最大規模減稅方案，從而使得美國企業稅負大幅下降。不僅如此，美國在土地、融資、物流、能源等方面價格都比中國低，只有勞動力成本比中國高出8倍。而我國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勞動力成本不斷提高，企業的成本優勢也在逐漸消失。特朗普政策的目的就是為了兌現“美國優先”的承諾，推動美國制造業的回流。

二是中低端制造向一些發展中國家轉移。東南亞和非洲一些新興經濟體憑借著更低的勞動力成本優勢，開始在中低端制造業上發力，承接勞動密集型企業的轉移，試圖打造新的“世界工廠”。2019年前4個月流入越南外商投資資金同比增長了81%，商品出口額達787.6億美元，其中178億美元的商品出口到美國，同比增長了28.4%。因此，當前的中國制造業遭遇前所未有的“雙向擠壓”。

2.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中國換道超車新機遇

從世界的歷史發展來看，全球經濟版圖的變化、主要大國的興衰，科技革命往往是關鍵節點和分水嶺。在過去幾次的科技革命中，英、美等國先后抓住機遇，實現了崛起，成為了世界強國。前兩次科技革命爆發時，我們閉關鎖國、渾然不知，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趕上了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末班車”，實現了跨越式發展。當今世界又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能源、新材料、新技術、新業態的出現，使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有些領域甚至出現顛覆性變化。比如人工智能的出現，使許多領域原來需要人干的活由機器替代了（機器換人）；再比如5G技術的運用，實現了人、機、物實時互聯互通，使無人駕駛從概念變成現實（并且能大幅度提高安全性避免交通事故）。所有這些都預示著新科技革命必然帶來生產力突飛猛進的發展，進而引發生產關系發生重大變革。如果我們能有所認識并積極應對，就有可能抓住機遇占領先機。否則將會被拋在后面成為永遠的跟跑者。

綜上，應對國內新情況國際新變化，必須實施經濟高質量發展。而實施高質量發展、實現經濟強盛，則產業必須強。只有現代產業體系不斷發展壯大、做優做強，現代化經濟體系才有堅實的基礎，經濟高質量發展才有重要支撐。因此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頭戲。

三、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現狀分析

十九大報告提出：“著力加快構建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這一嶄新的表述，除強調了科技引領、協同發展的總要求外，也著重體現了產業均衡發展的基本思路和要求。各投入要素都要為壯大實體經濟這一終極目標服務，即要使科技創新在實體經濟發展中的貢獻份額不斷提高，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的能力不斷增強，人力資源支撐實體經濟發展的作用不斷優化［6］。

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成為現代產業體系的四大支柱，它們的邏輯關系表現在：實體經濟是根基，科技創新是筋骨，現代金融是血液，人力資源是神經中樞。在現代經濟條件下，實體經濟如果失去金融支持就好比失去了血液，而金融離開了實體經濟就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無論是實體經濟還是現代金融都離不開科技創新，而人力資源則為其他幾個方面，特別是為科技創新提供人才支撐。建設現代產業體系，就是做強做優這四大支柱，并且實現四大支柱協同發展。

從現實情況看，四大支柱各有問題：實體經濟不實、創新動力不足、人力資源不優、金融“血流”不暢，四大支柱更是沒有形成協同發展。

（一）實體經濟有效供給不足

在這里，實體經濟通常是指一產、二產和三產，主要包括農業工業和部分服務業。它們是生產產品提供服務的生產端，又叫供給側。從當前來看，一、二、三產都存在有效供給不足的問題，主要表現為：

1.農業供需錯配

一是由于我國農業機械化程度偏低，勞動生產率水平不高，并且比較多地依靠化肥，加之污染嚴重（種植、養殖、工業化污染），使得國產農產品價高質次；二是由于品質不高，使得國內農業增產同時，大量進口國外農產品，造成庫存量大增，結果帶來“三量齊增”的怪現象。

2.工業產品達不到消費者需求

我國是工業品的世界第一制造大國，從全球市場來看，在500余種主要工業產品中，我國有220多種產量位居世界第一。由于企業供給的產品跟不上消費者品質品味的需求變化，特別是產品安全方面屢屢出現問題，于是出現大量國外購物，消費外移的現象。這就是有效供給不足帶來的“需求外溢”。

3.服務業內在層次偏低

圖2  2015-2019三次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

從圖2［7］可以看出，自2015年起，我國第三產業就已成為第一大產業，第三產業增加值的占比逐年提高，到2019年已接近54%。但從內在結構來看，我國服務業層次偏低、質量不高。特別是與老百姓幸福指數相關的健康養老、文化教育、旅游休閑等方面，由于有效供給不足，大量的潛在消費沒能有效地釋放出來。比如目前，隨著老齡化進程的加快，老年人的健康護理、家政服務需求激增，但供給規模跟不上，這屬于典型的“需求旺盛供給短缺”。

（二）科技和人才資源豐富但實力不強

1.科技大而不強

盡管我國科技資源豐富：2018年中國研發經費投入19 657億元，世界第二；國際科技論文總量世界第二；發明專利數量居世界第一。但依然問題很多：一是研發投入結構不合理，比如試驗發展研究占比84%，基礎和應用研究占比分別只有5%、10.8%，以致原創性、顛覆性、引領性科技創新成果缺乏；二是高端產業受制于人：關鍵技術、核心零部件嚴重依賴進口；三是科技成果與實體經濟“兩張皮”問題突出，主要表現在科研陷入自我循環的“怪圈”：報課題——寫論文——發論文——出成果，就完事大吉了，很多科研成果根本進入不了實體經濟；四是發明專利與市場嚴重脫節，申請的專利大多束之高閣，鮮有在市場中取得實際價值的（當前我國專利授權的實施率只有10%）。

2.人才多而不優

盡管我國各類人才達到1.5億人，工程師總量全球第一，但依然問題突出：一是人才結構不合理，既缺“塔尖”的世界級科技大師和領軍人才，又缺“塔基”的各種技能人才。據教育部等部門測算，到2025年，我國十大制造業重點領域的人才缺口將超過2 900萬人。這成為我國做強做優實體經濟的最大難題之一。二是人才供需錯配：一方面發展實體經濟需要大量的優秀人才，另一方面實體經濟又難以獲得足夠多的優秀人才。多年以來，很多優秀人才都去了虛擬經濟領域或政府部門。因此，發展實體經濟面臨人才瓶頸制約。

（三）現代金融“血流”不暢

從理論上講，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是共生共榮的關系：一方面，金融業的發展以實體經濟為基礎，只有實體經濟的良性運轉才能為其提供強大資金來源；另一方面，金融可以通過資金流的暢通保證實體經濟的生產經營活動有效進行，它好比是實體經濟正常運行的“血液”。因此，金融的天職就是為實體經濟服務，同時也應看到資本的天性是逐利的。由于實體經濟有效供給不足、回報率低，資本投向實體經濟賺錢少或賺不到錢，導致大量資金流向房地產或在金融領域內亂竄，結果造成資金內部循環——錢生錢，自娛自樂吹泡沫。另外，我國金融業的國有銀行比重高達90%左右，而國有銀行風險偏好低，傾向于向國企、風險低的傳統行業放貸。致使新興產業和前景看好的中小微型企業需要的資金得不到金融部門的有效支持。因此，現代金融的“血流”不暢，嚴重影響了實體經濟的轉型升級。

四、多措并舉加快建設現代產業體系

由于四大支柱各有問題，更沒有形成協同發展的格局。四個支柱不能協同發展制約了現代產業體系建設，因此需要多措并舉，建設支撐高質量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

（一）大力發展實體經濟，夯實現代產業體系根基

實體經濟是國家經濟的基礎，是創造財富的根本源泉，是國家強盛的重要支柱。

1.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實現中國制造由大到強

首先，培育發展新興產業。瞄準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點行業，圍繞《中國制造2025》聚焦的重點領域，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新技術企業以及先進制造業。我們在這些領域如果下足功夫、做足文章，借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集中力量辦大事），精心布局、潛心研究、一個個突破，那么中國制造業就有希望由大到強。其次，改造提升傳統產業。通過依托互聯網、借助大數據、運用人工智能與企業深度融合，實施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改造，就可以實現企業轉型升級、提質增效。因此，“只有夕陽的企業和夕陽的人，沒有夕陽的產業”。再次，促進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深度融合。生產性服務業主要包括研發設計、物流配送、營銷服務，它們都與制造業關系密切，并為制造業服務，其中制造業在中端，前端是研發設計，后端是營銷服務，那么服務業和制造業相融合的過程，就是一個產業鏈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轉變的過程，也是附加價值提升的過程。在這方面我們國家做得最好的企業是華為。作為一家專業生產通訊設備的民營企業，華為30年如一日緊緊抓住科技研發、自主創新不放松，經過不懈的努力，終于拿下5G通訊技術的世界領軍位置。因此，實施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深度融合，是搶抓新科技革命先機、占領國際競爭制高點的重要路徑之一。

2.加快生活服務業的提質升級，增強人民生活幸福感

中國有近14億人口和超過4億人的中產階層，蘊藏著巨大的消費潛力。加快文旅、教育、養老、醫療等民生服務領域發展，提供多樣化、個性化服務。比如，通過進一步深化和拓展“互聯網+”傳統旅游產業創新的過程機理，鼓勵信息技術的創造性應用和更多商業模式的不斷涌現。因此，以信息技術的發展為基石，積極應對“互聯網+”驅動創新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探索適合區域旅游產業發展的最優模式［8］，這無疑會有效釋放大量潛在的消費需求。

（二）加快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強化現代產業體系戰略支撐

1.推動科技創新，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

加大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支持力度，強化原始創新，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健全產學研一體化創新機制，推動科技與產業貫通，加快科技成果向生產力的轉化。

2.實施人才驅動，培養培育各類人才

充分尊重和信任科研人員，賦予創新團隊和領軍人才更大的技術路線決策權和人力、財力支配權，調動科技人才創新的激情和積極性（進一步增加基礎研究項目的間接經費，開展項目經費使用“包干制”改革試點，不設科目比例限制，由科研團隊自主決定使用）；完善人才培養、使用、評價機制，培育各個層次的人才，不僅包括“塔尖”的領軍人才，也包括大量“塔基”的創新人才；讓各個領域的科技工作者得到與自己貢獻相適應的報酬，吸引優秀的人才去實體經濟創業創新。

3.創新體制機制，調動科技研發積極性

原則上將政府資助科研項目成果及知識產權歸屬發明者所在機構，鼓勵與企業合作轉化，科研人員分享利益。形成“制度（溫度）——人才（密度）——科技（濃度）”的“創新三角”。

（三）推動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優化現代產業體系要素配置

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必須要讓現代金融在實體經濟運行中“血流”通暢。一是以服務實體經濟為導向，對那些技術先進、產品有市場，發展前景好，暫時遇到資金困難的中小微企業給予重點支持，著力緩解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二是改革優化金融體系結構，發展民營銀行和社區銀行，構建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銀行體系；三是大幅放寬金融業的市場準入限制，倒逼國內金融業提升自身實力，提高金融業國際競爭力。四是加快現代金融要素培育。支持現代金融機構通過資本紐帶構建產業鏈上下游協作互動的產業生態圈，發揮現代金融的資本媒介功能、跨期風險配置、財富管理、并購重組和高效支付服務等功能，降低信息和交易成本，促進各類生產要素優化配置，分散科技創新和創業風險，從而促進科技創新和實體經濟發展［9］。

（四）完善促進四個協同發展的體制機制，為建設現代產業體系提供制度保障

建設創新驅動、協同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是一個系統工程，關鍵要通過制度設計和政策創新，營造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和審慎包容的創新生態，推動實體經濟與三大要素良性互動、協同發展，共同支撐現代產業體系的大廈。政府要通過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體制成本，為企業減負，讓企業輕裝上陣。一是減稅降費從碎片化、特惠式減稅轉向一攬子、普惠式減稅，切實降低增值稅稅率、擴大進項抵扣范圍，下調企業社保繳費率，讓所有企業受益。二是對審批事項應減盡減，確需到現場辦的要“一窗受理、限時辦結”“最多跑一次”。三是堅決壓縮一般性支出，把錢真正用到刀刃上，優化財政支出結構，鞏固減稅降費成效。

我們堅信，通過各項舉措的推進和落實，我們一定能通過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建設，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夯實基礎，并且堅信在21世紀中葉，我們一定能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

參考文獻：

［1］ 劉志彪.理解高質量發展：基本特征、支撐要素與當前重點問題［J］.學術月刊，2018（7）:39-40.

［2］ 張明哲.現代產業體系的特征與發展趨勢研究［J］.當代經濟管理，2010（1）：42-46.

［3］ 芮明杰.構建現代產業體系的戰略思路、目標與路徑［J］.中國工業經濟，2018（9）：28-31.

［4］ 賀俊，呂鐵.從產業結構到現代產業體系：繼承、批判與拓展［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5（2）:39-47.

［5］ 高培勇.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理論大綱［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6］ 劉志彪.高質量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著力點與關鍵環節［J］.區域經濟評論，2018（4）：11-14.

［7］ 國家統計局.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EB/OL］.（2020-02-28）［2020-03-20］.http://www.gov.cn/xinwen/2020-02/28/content.5484361.htm.

［8］ 戴克清，蘇振，黃潤.“互聯網+”驅動中國旅游產業創新的效率研究［J］.華東經濟管理，2019（7）:87-93.

［9］ 盛朝迅.構建現代產業體系的重要路徑［N］.經濟日報，2019-03-20（12）.

    作者系省委黨校（安徽行政學院）工商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